发布日期：2025-07-07 04:14 点击次数：78
在明朝中后期，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接触逐步加深，中西体系的外交关系才真正开始建立。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，实际上是在特定世界格局下进行的，伴随着17世纪以后，西方列强通过激烈的竞争和对外扩张，完成了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构建，并开始触及东亚地区。而中国的明清时期，仍然在以自我为主导的宗藩体系中运作。两者的接触逐步从初步了解转向直接碰撞，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因此迎来了大规模的转型与融合。
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发展走出了独特的道路，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体系。在近代之前，尤其是在清朝建立后的几百年里，社会和学术界曾对中国的“天朝上国”体系提出过不少批评。西方学者，尤其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，长期研究中国的传统外交体制，并用“朝贡体制”等术语对其进行总结，通常带有保守、落后等贬义。诚然，中国的传统体制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和物质力量的冲击时，确实曾显得力不从心。然而，作为一个历时几千年且长期占据东亚核心的国际体系，这一制度有着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适应性，不能简单地以“落后”来加以否定。从外交和国际体系的角度看，传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，就是其在东亚格局中的中央位置。这并非指中国在地缘上唯一的政权，而是指其在政治、经济发展上的中心地位，是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。
展开剩余81%中国地理上位于东亚的中心，所谓的“中央之国”，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，往往都是这一地区最为发达的经济体，通常也是综合国力最强的政治实体。因此，整个东亚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往往围绕中国展开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“宗藩体系”。与此同时，域外的外交体系多为多中心模式，类似于南亚、西亚北非、东欧和西欧等地区，长期有其中心国家的存在，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、孔雀王朝、罗马帝国等，近代的英国、法国等国家，也构建了自己的多中心外交格局。
与传统中国中心体制接触的，主要有三大类主体。最直接的便是“华夏边缘”地区，这些地区处于中国的羁縻范围，常常是部族政权。例如西域、漠北、漠南、东北各国和吐蕃等，虽有时脱离中央政权，但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。第二类则是一些地理上邻近的较小国家，包括日本列岛、南洋的岛屿国家以及东南亚、东北亚的陆地邻国。多数这些国家被纳入中国的宗藩体系，形成了长期的外交关系。第三类则是远离中国的强大邻国和域外国家，比如罗马帝国等。对于这些远方的强国，尽管中国与其联系较为间接且偶尔发生，但也并未破坏整体的中国中心格局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这一外交秩序愈发明确，朝贡体制与宗藩体系逐渐完善。在某些历史时期，像北宋时期，契丹（辽）、北宋和西夏等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类似于“中华”范畴的区域格局。在这些时期，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相对稳固，而“契丹即中国”也反映了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某种特殊性。
不仅如此，历史上，中国的国际关系也并非完全是大一统的模式。在东周、南北朝、宋辽金夏等时期，分裂的国家间有着大量的联盟、争霸等外交互动。在这些分裂的时代，各国虽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，但也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接触，形成了类似西方近代均势政治的外交格局。特别是在汉唐时期，中国与外界的外交交往中，很多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国家地位之上的，这也表明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。
尽管中国在东亚的历史上有着深厚的中心地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拒绝与外界的平等互动。即便是在强盛的统一王朝时期，诸如“夷夏之防”之类的概念，也表明了中国在进行外交时的一种地理和政治上的开放性。与此同时，代表华夏正统的中原政权，虽然有着强烈的中心意识，但也发展出了与强大或相对平等国家交往的经验，并逐步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外交制度和运作机制，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演变能力。
总的来说，由于中国在东亚的特殊地位，再加上明清政权的保守性，尽管西方因素逐渐增多，传统的宗藩体系并未遭遇大的挑战。中国依然牢牢保持着自身的中央地位，宗藩体系的差序结构未有改变。
至于西方世界，尤其是欧洲，直到近代以前，并未成为世界的中心。欧洲的政治影响力，直到罗马帝国鼎盛时期，才局限于地中海周边，且长时间内，欧洲许多地区被穆斯林帝国占领。在蒙古帝国时期，欧亚大部分地区都由蒙古汗国统治。而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等国家，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了亚非拉三大洲的交汇点，成为重要的大帝国。这些帝国的外交模式多以征服为主。在明清时期，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大国，其外交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的邻国，主要通过朝贡体系维系，采取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共生模式。
然而，15至16世纪，欧洲国家为追求财富与资源，开启了地理大发现，开始向全球扩张。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国率先进行掠夺和扩张，荷兰则利用发达的航运业成为全球商业的中介。到了17、18世纪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，英国和法国逐渐崛起，开展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，开启了激烈的海权争霸。
进入明代中叶，由于中国逐渐缺乏白银，且采用银本位货币政策，逐步与西方世界形成了紧密的贸易往来。明代后期，白银的需求量大增，而西方国家恰恰能提供这一资源。许多学者如贡德·弗兰克在《白银资本》一书中，分析了这一时期白银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关键作用，并指出19世纪西方逐步取代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。
至于16世纪后，葡萄牙、荷兰等国逐步进入东亚与中国接触，并建立了立足点。葡萄牙在澳门建立了基地，荷兰则占领了印尼群岛，并逐步扩展到台湾岛。随着西方国家的进入，基督教也在明清时期开始传播，对中西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随着欧洲人对中国逐渐有了更深的了解，16世纪初，他们开始正式使用“China”这一名称来指代中国。中国对外的外交表述也经历了逐步变化，直到清代，才开始广泛使用蒙古语和满语中的“中央之国”之类的称呼。
总体来说，中西外交的接触始于明中期，由葡萄牙人发起。当时，中国的外交体系仍然以朝贡体系为主，且分为朝贡国和非朝贡国两类，通商口岸也受到严格控制。虽然葡萄牙人希望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，但明廷拒绝了这一要求。不过，驻澳门的葡萄牙人最终获得了居留、贸易和自治权，标志着中西体系接触的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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